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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,18岁的陈婷面临的艰难选择

1999年,18岁的陈婷面临的艰难选择

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教室里,陈婷的脸上泛着一丝苍白。她趴在课桌上,额头紧贴冷冰冰的书本,脑海中不停闪现着一个想法:完蛋了。她无法将内心的恐惧告诉任何人。当下课铃声响起时,她急匆匆地跑进厕所,关上门,蜷缩在隔间里,双手满是冷汗。她开始回忆上个月的例假为何没有来,意识到近来总是感到困倦。即便如此,她依然不敢踏入药店或医院的门槛。在那个年代,像她这样的女孩去看妇产科,光是在候诊室里就会遭到无数好奇的目光。她一直拖延了整整一周,心里不停地祈祷只是迟到,希望那种作呕感只是胃不舒服。然而,身体却没有说谎,紧绷的胸部、无尽的困乏,以及闻到食堂油烟味时的恶心,都向她指向了一个她最害怕的可能。最终,她还是鼓起勇气去医院。在请了半天假后,她花了快一个小时的公交车,直奔一家离学校远且没人认识她的区级医院。挂号时,护士询问她要挂哪个科,她嘴唇颤抖了半天,声音细得像是蚊子:“妇……妇科。”护士没有抬头,只是撕下一张单子递给她。等到被叫进去,她几乎是飘着进去的。在等待结果的那二十分钟里,她感觉像是度过了一个世纪,走廊里挂钟的滴答声每一下都在她神经上砸出窟窿。医生拿到化验单,看了一眼,平静地说:“阳性,已怀孕四十多天。”陈婷的脑海一片轰鸣,后面医生说的任何话她再也听不见。她开始想到退学,但这种选择并不是源于勇敢,实则根本没有选择。若这件事情被学校知道,她连体面的离开机会都没有。在那个年代,一名女学生未婚先孕,整个社会都可能把她淹没,而她所怀的是张艺谋的孩子。全国都知道张艺谋的名字,但没有人认识陈婷。她算什么?只是一名培训班的学生,甚至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女孩。如果这一切被传播出去,大家只会说:“那个小地方的女孩,为了攀附高枝,连学业都不要了。”于是她拨通了张艺谋的电话,哭泣的声音断断续续,那头沉默了很久,长到她以为信号断了,最后他只说道:“我会安排人来接你。”退学的手续办得很快。坐上去张艺谋安排的地方的车,陈婷透过窗外的梧桐树,只觉得心里一片空荡。她曾考虑过另一条路——偷偷去诊所解决这一切,然后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,继续上学。然而,就在这犹豫不决的片刻,孩子留了下来,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之后的那些年,她生了三个孩子,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名分。网上总有人辱骂她是“子宫工具”,也有人嘲笑她“用肚子换来富贵”。可如果重新来过,那个十八岁的陈婷是否真的有勇气进入诊所?是否真的能独自在北京活下去?大概没有。陈婷从未美化过自己的选择,不管后来补办多少场婚礼,那个躲在房子里避开记者的年轻女人,永远是她生命中的另一个自己。但是生活仍然要继续,她学会了把那些“如果”埋在内心,学会了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昂首前行,学会了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接种疫苗、参加家长会,甚至在半夜发烧时赶去急诊。这并不是因为她有多坚强,而是当没有依靠时,人自然学会了坚强。有些路走的时候未必能察觉,走到尽头才发现,狼狈本身也是一种经历,尽管不光彩、不美观,但却真实。至少她从未对自己说这是“伟大的牺牲”,也未对别人说过“我从来不后悔”。她只是承认:那时她才十八岁,心里充满恐惧,她做出她能做的选择,然后默默承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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